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清华周刊》书报评介栏编辑，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在日记中称她“韦姑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评价她是“共产党的女才子”，周恩来总理称她是“我家乡淮安县的父母官”。她就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孙兰。

孙兰，原名韦毓梅、韦伊兰，小名小梅子，常用余平、姜平作笔名。宋庆龄建议她改名为孙男。由于“男”经常被人误称、误写为“兰”。于是，她干脆将名字改为孙兰，既是对原名中“兰”字的保留，也是致敬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花木兰。

●《鲁迅日记》中的“韦姑娘”

1920年，7岁的韦伊兰离开家乡，随父母先后到宁波、杭州、上海等地读书，1926年入读上海启秀女中，1928年至1932年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1932年，18岁的韦伊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开展，韦伊兰积极组织救亡活动，带领同学去南京请愿。她在校内组织了一批同学阅读进步作家的著作，并结识了鲁迅、许广平，参加了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结识那年，韦伊兰刚满20岁，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二。

在时代大潮中，韦伊兰逐步成为复旦学生运动的骨干，她的思想也比中学时期更加成熟。她主张不屈服、不堕落，要与压迫者进行坚决斗争。这种人生态度，为她的革命信念和人格尊严奠定了重要基础。她曾撰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的罪行，同时也在内心深处将这些革命烈士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

1933年3月13日，韦伊兰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日记中，鲁迅亲切地写下了“午后韦姑娘来”。这样的记录在《鲁迅日记》中还有几处，如1934年10月28日写下的“晚得韦伊兰信片”和次日写下的“上午访伊兰”，可见此时鲁迅、许广平与韦伊兰关系密切。

●《清华周刊》里的“阿平”

1934年，韦伊兰瞒着父母，只身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1935年，韦伊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清华大学，韦伊兰是《清华周刊》书报评介栏编辑。她擅长写政论时评，笔锋锐利、观点鲜明，针砭时弊往往一针见血。因为她常用余平、姜平作为笔名，所以在同学中有个“阿平”的昵称。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韦伊兰积极响应清华大学党支部的号召开展工作。她是清华大学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当时，该校共有108名女生，韦伊兰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动员了一半以上的女生成为自卫会的成员。

1935年12月9日，北平6000多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韦伊兰不怕被逮捕坐牢，不怕被杀头，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现出过人的组织才能，被同学们推崇为活动领导者之一。事后，韦伊兰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痛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暴行，又在女生中成立了社联小组。

●宋庆龄眼中的“孙男”

1936年，韦伊兰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派遣到上海。

七七事变后，韦伊兰发动上海妇女积极参加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何香凝担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来，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更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继续团结上海妇女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韦伊兰在其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她经常为《上海妇女》《妇女生活丛书》等杂志撰写文章，宣传抗日，鼓励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后来，她还创办了特色刊物《小姊妹》，担任过《上海妇女》等刊物的编辑和主编。

在革命活动中，韦伊兰结识了宋庆龄，不仅成为她的得力助手，而且深受她的喜爱。宋庆龄曾对韦伊兰说：“小韦，你就改姓孙，叫‘孙男’吧。”

●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

1942年，韦伊兰来到苏北解放区，用改过的名字工作，只不过把“男”字换成了“兰”字。

孙兰先后在涟东、建阳、盐阜区行署任文教科长，在苏北妇联筹备委员会任主任。1945年，32岁的孙兰先后担任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县长。1946年，《密勒氏评论报》用一段生动鲜活的文字描写了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县长：“一位端庄秀美的年轻女子，穿着一身人们常见的新四军灰布制服，身材纤小而富有活力。在中国荒僻地区的一个县政府大院里，她站在长凳上向穷苦的百姓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946年2月21日，《新华日报》刊文称赞孙兰作为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打破了自古妇女不参政的传统思想。

在淮安，孙兰一手拿枪，一手执笔，反“扫荡”、打游击、写文章、作演说、审汉奸、修文渠。老百姓夸她：“红衣姑娘当县长，文武双全能力强。”

任县长期间，孙兰顺应民意，严惩汉奸沙贵章、高必发。1945年12月26日，她主持召开了30000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审判沙贵章、高必发。她代表县政府讲话，列举了沙贵章、高必发二人的种种罪状，并安排受害群众上台控诉。特别法庭当场判处两个汉奸死刑，并将他们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孙兰倾听民声疏浚文渠，以方便群众生活。文渠是贯通淮安县城的一条河流，由于多年战乱，河道未加疏浚和整修。淮安县城解放后，专门成立了“淮城文渠疏浚委员会”，由孙兰担任主任。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孙兰抽调不同类型的干部，组成专门调查勘察小组。她还组织不同层面的人员召开会议，共同讨论文渠疏浚的施工方案、经费筹集、工程指挥、民力动员等有关事项。在文渠疏浚过程中，孙兰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凡事亲力亲为，仔细审查工程项目，多方面筹集资金，带头参加义务劳动。经过43天的连续奋战，文渠疏浚工作顺利完成。

孙兰关注民情，深入一线访贫问苦。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安县的石塘、平桥、马甸、丁澄区以及淮城市都是刚被解放的地区，孙兰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反奸除霸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始后，有不少群众到县政府上访告状，孙兰热情接待，详细询问受害经过。她或亲自记录，或交司法科立案调查，或将受害者的状纸批转给有关区、乡，让群众揭发批斗，待批斗后再对需要法办者进行立案查办。有的群众到城内把地主押回乡下清算减租减息账目，孙兰不仅大力支持，还要求淮城市和有关区、乡大力配合。

虽然孙兰在淮安担任副县长、县长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她对淮安充满了感情。她曾在文章中写道：“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我来淮安后，曾步行去过许多村庄。我还开了两条河——渔滨河和衡河。我来淮安一年多了，已与淮安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这里充满眷恋之情。”

1947年1月，孙兰被调离淮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1964年，周恩来总理赴上海视察工作期间接见上海市领导干部和部分代表时，他紧紧握住孙兰的手，风趣地向大家介绍说：“你们上海的孙兰姑娘，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淮安县的父母官……”总理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从韦伊兰到孙兰，从“韦姑娘”到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她坚定不移地扎根革命土壤，为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特约撰稿 咸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