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的苏北，春风里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抗战的烽火已经燃烧近两年，14岁的陈金甫赤着双脚站在管镇的土路上，破旧的衣衫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支行进中的队伍——战士们脚上的草鞋已经被磨破，军装上打满补丁，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着一团火。

“小兄弟，看啥呢？”一名背着药箱的战士停下脚步问道。

“你们……打鬼子吗？”陈金甫怯生生地问，眼睛却明亮、有神。

战士笑着说：“打！专打小鬼子！”

就是这个笑容，让陈金甫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那一刻，这个衣衫破旧的少年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定加入这支队伍，自此开启了长达二十余载的军旅生涯。

初到部队，这个“一天学堂门都没进过”“扁担倒了也不认得是个‘一’字”的文盲少年被分到卫生队当勤务员。第一次见到重伤员时，他被吓得脸色发白。这名重伤员腹部中弹，肠子露在外面，却咬着布团一声不吭。

“愣着干啥？拿绷带来！”卫生队队长吼道，手上的动作却轻柔得像在呵护婴儿。

那晚，陈金甫蹲在河边清洗被血染红的绷带，河水也被染成淡红色。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打响。当时，刚参军不久、还没有枪高的陈金甫和战友抬着担架在阵地上穿梭。突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炸响，气浪把他掀翻在地。

“医务兵！这边！”呼喊声让陈金甫瞬间清醒。只见一名战士腹部被弹片击中，鲜血汩汩涌出。他连忙扑过去，用刚学会的止血手法按压伤口。

“同……同志……”伤员艰难地开口说，“帮我写封信……给我娘……”

陈金甫的手在颤抖——他不识字啊！那一刻，作为文盲的羞耻感比炮火更灼人。伤员最终没能等到战友帮他写信，只留下一枚带血的银元和一句遗言——“交给……我娘……”。

后来，陈金甫在简陋的卫生室里争分夺秒地救治伤员，三天三夜未曾合眼……

战役结束后，陈金甫开始拼命学习文化知识。没有纸笔，他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没有灯光，他就借着月光读书。三个月后，他第一次完整地写出了“抗日救国”四个字，泪水模糊了视线。不久，他被选拔进入淮河大队七支队卫生队，成为一名基层卫生员，迈出了成为军医的第一步。1944年2月，凭借多年在枪林弹雨中积累的经验和自身的努力，他被晋升为新四军四师特务团卫生班班长。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打响。冰天雪地中，他冒着炮火抢救伤员。突然一声巨响，他的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醒来时，他已被战友从尸体堆里扒出来。

“你小子命真大！”卫生队队长红着眼睛说，“弹片穿透了棉袄和斜挎皮带，离心脏就差半公分！”

陈金甫摸了摸左胸的伤口，笑着说：“阎王爷嫌我救的人不够多。”

陈金甫在孟良崮的经历堪称传奇。夜间行军时，他失足跌入四五米深的山洞中。他在黑暗中不断摸索，竟然发现洞底堆满了麻袋和弹药箱！被战友救上来后，他立即向部队报告了这一发现。靠着这个意外发现，部队端掉了敌人一个隐蔽的补给点。庆功会上，师长拍着他的肩膀说：“陈金甫啊，你这一摔，摔出了一个天大的功劳！”

1951年春，已是资深军医的陈金甫站在第二军医大学门前，手心里全是汗。教室里坐满了文化人，他这个“土郎中”能行吗？

第一次上解剖课，看到福尔马林中浸泡的尸体，不少学员忍不住跑出去呕吐。陈金甫却看得入神——这比战地手术简单多了，至少没有炮火的干扰。

陈金甫独创的“图画学习法”很快引起轰动。他把复杂的神经系统、骨骼系统画成河流水系、房屋结构，教授对此啧啧称奇：“从战场上归来的学生，最懂得生命的珍贵。”

1951年9月和1953年1月，陈金甫先后被派往南京大学医学院干部队和第五军医大学干部队继续深造。学成归来后，他一直在福州军区医院工作。

解放战争中，陈金甫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诸多重大战役中，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随着部队不断被整编，他的职务也频繁变动，但他始终坚守职责、从不懈怠。他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八纵六十四团卫生队见习医务员、六纵十六师医疗队医务员和卫生部轮训队班长、休养连代连长等职务。后来，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九十一师卫生营军医，上尉军衔，正连级。

然而，长年劳累击垮了陈金甫的身体。1959年，他被确诊为早期肝硬化时，他正在实施一台重要手术。直到做完手术，他才轻描淡写地说：“没事，肝硬了点，又不是挨子弹。”

尽管经过两次转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受到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陈金甫的病未能得到根治。1961年7月，他服从组织安排，带着家眷回到家乡休养。收拾行囊时，他把军功章放入箱底。妻子不解地问：“不带着吗？”

“这些不是荣誉。”他轻声说，“是无数没能回家的战友……”

回乡后，陈金甫家的前厅成了诊所。每天从早到晚，前来找他看病的乡亲络绎不绝，不管是常见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还是跌打损伤、腹痛胃胀等病症，他都耐心细致地为患者诊断治疗。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对贫困乡亲的照顾。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为患者垫付药费。有一次，他的女儿忍不住抱怨：“爹，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

有人劝陈金甫：“您医术这么高，开个诊所多好，也能改善生活。”他总是淡然一笑，回答道：“我有国家发的退休金，够生活了。我的本事是国家和部队培养的，没交一分钱学费。拿着国家培养的本事给自己谋利？人不能忘本啊！”

晚年的陈金甫总爱坐在院子里看夕阳。有一次，小孙子问：“爷爷，您身上这些伤疤疼吗？”

“身体上的伤疤早就不疼了。疼的是这里——”陈金甫指着心口说，“想起那些没能救活的战士，心里就会疼。”

2002年6月，陈金甫获批享受正师级待遇。他历经战火洗礼，获得过无数军功章。然而，这些象征荣誉的奖章，被他藏在床头那只老式木箱的最底层，直到他离世，也未主动向他人展示过。

陈金甫的一生，是一名贫苦少年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的一生，是一名普通军医用医术和仁心践行“救死扶伤、保家卫国”誓言的一生，更是一位老党员、老战士永葆本色、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革命军人和医务工作者崇高精神的缩影。那些沉默的军功章，闪耀着一名老兵对信仰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爱。

2006年，陈金甫离世时，他的眼睛依然明亮、有神，人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春日，14岁的少年追随着一支队伍，脚步坚定、目光如炬。按照其遗愿，他的墓碑上只刻了一行字：“一个永远在值班的军医”。

秋风又起，墓前的野菊开得正盛。人们常说，每到月明之夜，还能听见战马嘶鸣，看见一个背着药箱的身影，永远走在救死扶伤的路上。

■特约撰稿 陈玉飞